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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影响来看，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有利于稳定汽车市场。新能源汽车成本较传统汽车还有一定差距，通过消费端减免税政策支持，保持技术条件要求基本稳定，有助于引导企业预期，稳定和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从2023年上半年情况看，约90%以上的车型能够符合新的要求。二是有利于引导技术进步。《技术要求公告》综合考虑技术进步、标准更新等情况，对已经广泛应用的成熟技术适度提高要求，对低温衰减、换电等新技术新模式给予倾斜支持，有利于提升产品技术水平和促进模式创新。三是有利于引导节能消费。近年来车辆平均整备质量快速增长，给实现行业能耗目标带来较大压力。《技术要求公告》适度加严了电耗和油耗（插电式混合动力）要求，进一步引导节能消费。四是有利于引导企业保障产品安全。《技术要求公告》明确产品质量保障、平台建设等安全管理相关要求，对发生安全事故的车型及时予以管控，有利于引导企业确保新能源汽车使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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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至2014年和2017年期间，梁某聘任张某为重庆学府医院总经理和院长，负责医院日常运营和管理。在梁某授意下，张某在重庆学府医院通过中层干部会议、季度经营工作会议、周例会等层层部署，直接管理运营中心公益一科、公益二科，并由该两科人员以免费体检的名义，招揽有医保的区县居民来医院住院体检；要求医院各部门互相配合，继而采取空挂病人、延长住院天数、虚增用药数量和伪造住院病历等方式，大肆骗取国家医疗保险资金。之后，梁某等人采用伪造药品采购记录，由药品公司向医院虚开**和货单等方式将医院账目做平，并将药品公司返回的钱转入梁某指定的私人账户，其中部分用于发放员工报酬和奖励。
来源：秦朔朋友圈 作者：郭金兴
长期以来，由于复杂而深远的历史渊源以及相似的文化背景、发展经历与经济模式，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始终非常关注日本经济。但是，自21世纪初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规模超越日本，国内对日本经济的关注度有所降低。至2024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大约相当于日本的六倍，尽管按人均水平计算，中国仍然只相当于日本的一半。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日本俨然是一个在很多方面已经被我们超越的对手。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破灭以来，伴随着长期的经济低迷，“失去的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似乎成为了日本经济走向衰败的代名词。
然而，自新冠疫情结束以来，日本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实务界的视野之中。这一方面是因为近几年来中国经济的走势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呈现出一些较为明显的相似性，比如增长速度的趋势性放缓、房地产市场的重新平衡、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问题若隐若现，甚至包括来自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压力日益突显。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日本近两年来似乎已经逐步走出了经济长期疲软的阴影。尽管经济增速难以恢复至泡沫经济破灭之前的水平，但是自2021年以来一直保持正增长，年均增速将近1%，失业率也维持在3%以内。更重要的是，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率接近3%，超过了央行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长期困扰日本经济的通货紧缩终于结束。在泡沫经济破灭三十年之后，日本似乎看到了真正的曙光。
如果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日本经济是如何走出低谷的？有哪些政策调整和体制变革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日本未来前进的道路上仍然存在哪些有待克服的障碍？理查德·卡茨的《谁将主宰日本经济的未来》一书为这些重要的问题提供了初步的答案。
卡茨是一位长期关注日本经济的美国专栏作家，在纽约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讲授日本经济等课程。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他主持编辑有90年历史的《东方经济报告》，为英语世界的读者提供关于日本以及其他亚洲经济体的深入分析。卡茨出版的前两部著作分别是1998年的《日本体制之困：日本经济奇迹的兴衰》和2003年的《日本涅槃：漫长的复苏之路》。这两部著作与本书一起，构成了作者讲述日本如何由泡沫破灭走向经济复苏的三部曲。
为了撰写本书，卡茨对日本政界、学界和商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访谈，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日本经济走出困境必须要克服的顽疾，其中令人感受至深的一点就是，在某个发展阶段曾经发挥过关键作用的体制优势，在另一个发展阶段却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桎梏，只有打破枷锁，才能使经济脱胎换骨，进而以新的面貌进入新的阶段。比如，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曾被认为是日本发展模式别具一格的特征，这甚至开创了一种与经典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有所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但是，日本的经验表明，这种用工制度并非日本特殊的传统文化的产物，也并非一种具有普适性的制度，而是产生于二战前后特定的历史背景，并且仅仅适用于后发优势较强的赶超阶段。
在经济实现赶超，从而整体经济需要更多地依靠创造性破坏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转向更具弹性的体制架构，是日本经济进入后赶超阶段必须完成的转型。正如本书指出的那样，薪酬更低的非正式员工在劳动者中的占比已经由20年代80年代的15%增至目前的将近40%。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更为激烈，员工在企业内部的晋升更多地以绩效而不是以年资为导向，雇佣关系的解除更为便利，员工的跳槽行为也更为普遍。而且，劳动者更加重视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实际上，目前日本每位劳动者每年平均的劳动时长比美国更短。
将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一家企业，将太多时间投入工作之中乃至容易导致“过劳死”，这种刻板印象并不符合当前日本劳动者和劳动力市场的实际状况。
另一方面，阻碍经济社会体制随发展阶段适时而变的并非人们的理念，而是个人、企业、社会组织或政府部门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的利益冲突。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一些微小企业最终成长为世界知名的企业或企业集团。这些企业的发展壮大受益于特定的政策或制度，比如政府有倾向性的产业政策和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或者经连会企业之间通过主银行和交叉持股来逃避市场竞争的压力。
在经济赶超结束或接近结束时，规模收益递增转为了递减，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依靠创新而非规模的扩张。但是，作为创新主力的中小企业或者说作者所强调的“瞪羚企业”，在原有的体制下既难以获得必要的市场，也难以获得必要的人才和资金。因为瞪羚企业的成长必然会削弱目前规模巨大的“大象企业”的市场地位和竞争优势，正是这种利益之争阻碍了政策和体制更为迅速和顺利的转型，也许这就是日本经济复苏如此艰难的原因。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只要有适当的制度条件，政策和体制的调整终究还是会实现，尽管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使整个社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比如，与二战以后建立的赶超体制相比，目前日本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往日本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要更为紧密，政府官员经常在退休之后再到企业任职，从而建立起顺畅的信息沟通机制，为政府采用各种行政手段和窗口指导实施产业政策提供了便利。但是，随着经济增长由规模扩张驱动转向以创新驱动，需要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因此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方式由产业政策转向了竞争政策。此外，以往政府与企业之间过于紧密的关系也滋生了大量的腐败行为，日本政府也力图通过公务员制度改革这类现象。
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的房地产市场调整和银行体系改革同样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宽松的货币环境，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导致房地产市场价格飞涨，银行业的房地产贷款规模也大幅扩张。
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政府担心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下跌将给银行业带来灭顶之灾，因而纵容商业银行以各种方式掩盖由于房地产价格下跌引发的实际损失。结果，日本房地产价格在此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持续下跌，成为拖累日本经济迟迟无法复苏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有在房地产市场重新达到新的均衡并且金融体系实施了深度改革之后，日本经济才真正具备了复苏的条件。当然，在以赶超为目标的经济社会体制，特别是社保体系未实现转型之前，延缓房地产价格下跌的速度也许是一种维持社会稳定的无奈之举。
日本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些貌似周期性的经济困难，其实质是现有的经济社会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发展阶段，因此，根本的解决途径并非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而是现有经济社会体制的转型和改革，比如建立更具竞争性和开放性的市场环境，完善浪费各种资源的僵尸企业的退出机制，使个人和企业能够拥有更为平等的竞争机会，同时健全社会安全网，为竞争失败者和弱势群体提供更好地保障，从而激励个人和企业更为勇敢的创新。
深入研究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实施的政策和经济社会体制转型的经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济模式相似的赶超经济体，具有明显的借鉴意义。
最后，可以简单比较一下理查德·卡茨的这部著作与伊藤隆敏和星岳雄合著的《繁荣与停滞：日本经济发展与转型》（中信出版社，2022年）。《繁荣与停滞》是一部关于日本经济的教科书，对日本战后的经济增长作了全景式的深入分析，尽管这部著作也用了一章的篇幅专门介绍“失去的二十年”，但是这并非全书最重要的内容，尤其是该书英文版完成于2020年，因此，近年来日本经济引人关注的复苏尚未纳入分析之中。
卡茨的这部著作则侧重于日本近年来新的发展动向，特别关注微观企业的变化，并以此作为切入点，结合丰富的人物访谈和案例分析，分析企业经营环境、政府政策和社会体制的变革。因此，这两部著作在内容和风格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通过相互比较和印证，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日本经济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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